【连线事件】

　　9月14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在审理一起贩卖毒品案件时，4名证人3类人员出庭作证。经过对证人询问和质证，法庭没有采信两名侦查人员的证言，排除了一份警方笔录，而另两份证据则有力反驳了被告人的辩解。

　　【连线嘉宾】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周光权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刑一庭庭长　郑卫阳

　　记者:非法证据排除和证人出庭作证是修改后刑诉法的亮点，这次庭审中均有体现。本案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有何意义?

　　郑卫阳:根据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被告人刘增起以贩卖为目的，在四川成都以每克265元的价格向被告人郭宗奎购买甲基苯丙胺550克。郭宗奎、刘增起等4人被警方抓获后，均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移送检察机关后，郭宗奎翻供，否认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并称遭到警察诱供、逼供。其代理律师向法庭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法庭据此启动该程序。

　　周光权:按照修改后刑诉法的设计，要把尊重和保障人权落实到具体的司法活动中。本案能够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意义重大。从被告人对证据提出异议，对取证方提出异议，到法官同意启动程序。随后，控辩双方对侦查人员的提问，以及法官最后作出结论，庭审中演示了这个程序的全过程，使得非法证据排除在实务中怎样动作，有什么难点，都充分展示出来。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对诉讼参与的各方都是一种全方位的考验。比如，检察机关要举出哪些证据才能证明举证是没有问题的，这对检察机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对出庭公诉人的应变能力提出了考验。当然，对参与司法活动的律师也是一种考验。比如，对公诉人的问话，公诉人对证据合法性的说明，律师要很快找到破绽，提出自己的观点。法官则在法庭上要判断哪些情况下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怎样组织争论交锋才不至于让这个程序占用庭审时间过长。

　　记者:法庭为什么没有采信两名出庭作证侦查人员的证言?

　　郑卫阳:相比较而言，被告人郭宗奎对讯问时的细节描述得更清楚，但是作为证人的侦查人员，对当天情况的表述却有些空洞。他们没有提供驳斥被告人“喊冤”的有力证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证人如果不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该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所以，合议庭决定给予排除。其实，证人出庭作证的根本意义在于强化证据意识。

　　周光权:对这个结果确实感觉有些意外。侦查人员能够出庭作证已经非常不易了，而且控方在履行对证据加以证明的义务。以前发生的案件中，只要警方出庭作证，通常法官都会采信。从侦查人员的角度看，敢来出庭作证，说明他对自己的侦查行为是有信心的。

　　修改后刑诉法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裁量权，依据法律，当侦查人员所证明的内容仍然不能排除法官的疑问时，是可以排除的。本案中，法官排除警方笔录的理由就是非法取得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所以，法官使用和掌握的排除标准，与修改后刑诉法是相符的，对法官的判断应当给予尊重。

　　记者:在本案中，除了申请侦查人员出庭外，戒毒专家和吸毒人员也出庭作证了。

　　郑卫阳:是的，他们的出庭对证明被告人袁野是否有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至关重要。被告人袁野称买的200克毒品是为了自己吸食，虽然可以推测这种做法不合常理，但是要有证据。吸毒人员的出庭供述，证明了袁野有贩卖毒品的行为。而戒毒人员通过对吸食毒品后精神状态的说明，更有力反驳了袁野所辩称的自己是在吸毒后不清醒状态下作出的供述。从证人出庭方面，法院与检察机关配合得非常好。

　　记者:很多人不敢出庭作证，是因为担心遭到打击报复，修改后刑诉法强化了对出庭证人的保护，这样的规定是否能够真正免除证人的后顾之忧?

　　郑卫阳:修改后刑诉法规定要保护证人，对证人的损失要补偿，与以往相比，保护力度更大。但是证人该如何出庭作证，事前、事中、事后该受到怎样的保护等，需要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规定。目前，司法机关对这些新问题还处在研究阶段。对于证人的保护，现在基本上遵循谁申请谁保护的原则。本案中，检察机关和证人都提出对出庭证人加强保护的要求，庭审中为了保护证人的外貌不被暴露，法警用两块黑板大小的磨砂玻璃拼成遮挡屏。

　　周光权:如果是控方证人，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需要评估证人出庭风险。案卷中应该有对证人保护的必要性评估和证人遭到打击报复的风险评估。比如，犯罪嫌疑人与证人之间关系怎么样，是否有亲属关系?犯罪嫌疑人以前是否有暴力倾向?如果犯罪嫌疑人本身就是很温和的人，认罪悔罪也非常好，能够教育和改造他，报复的可能性也会降低。事实上，证人出庭的风险都是不同的，评估后还应有相应的预案。

　　本案都是控方证人，以后可能还会有辩方证人。辩方证人的指认是对被告人有利的，有可能会出现被害人会报复辩方证人的问题。所以，对辩方证人的保护也是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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