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莆田离婚律师,现执业于上海正策（杭州）律师事务所，法律功底扎实，执业经验丰富，秉承着“专心、专注、专业”的理念，承办每一项法律事务、每一个案件。所办理的案件胜诉高，获得当事人的高度肯定。在工作中一直坚持恪守诚信、维护正义的信念，全心全意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析离婚财产分割中的帮助、补偿及过错损害赔偿

　　我国婚姻法规定的要求帮助，请求补偿和过错赔偿制度构成了婚后保护弱者或无过错者的三道关口。它们的建立最大限度的体现了男女平等原则、个人所有权的公平原则及保护弱者原则。给予弱势方的帮助，对付出义务较多方的“补偿”，对无过错方的“赔偿”，充分发挥了婚姻家庭的社会功能和经济生活功能，保证了自由离婚的同时又对有过错方进行了惩罚，这在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社会资源的组合未尽优化的国情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这三种制度在实践运行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关于帮助权

　　婚姻法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离婚经济帮助是一方生活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生活水平来判断，客观上难以把握。而“基本生活水平”界限过于模糊，也没考虑婚前婚后生活对比的困难；请求帮助的时间，只能在离婚时提出，而且这种帮助的实现是一次性的，原定经济帮助执行完毕后，是不能再请对方给予帮助的。因此，受助者是难以得到真正的帮助的。婚姻法虽然规定了对离婚时处于劣势的一方的帮助适用于男女双方，实际上还是倾斜保护离婚妇女的权利。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男女的经济能力事实上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离婚时，妇女在经济上处于劣势。帮助原则是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原则在离婚制度上的体现，充分显示了法律扶助弱势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在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的我国，大多数妇女在离婚后得不到法律的特殊保护。他们的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与婚姻存续期间相比显著下降。

　　为更好地落实离婚诉讼中财产分割的“帮助权”的获得，保护婚姻家庭中弱者的利益，应在以下几方面加以确定和完善：

　　、对生活困难重新定义

　　夫妻离婚后一方依靠分得的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的属于生活困难，对于离婚后，一方即使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但生活水平比婚姻存续期间明显下降，也可视为生活困难。

　　、立赡养费给付制度

　　所谓赡养费给付制度，是夫妻离婚后赡养费给付权人因患病、负伤、贫困等情况下，不以另一方过失为要件请求对方给予经济上帮助的权利。并且此权利仅终止于请求人与他人结婚或被请求人无支付能力。国外多数国家亦有此方面的规定。如瑞士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台湾地区民法1057条规定了“夫妻无过失一方，因判决离婚而陷于生活困难者，他方纵无过失，亦应给相应的赡养费。”

　　二、关于请求补偿权

　　婚姻法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以补偿。”该条确立了离婚补偿制度，它是指依法分割夫妻财产时，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可以向另一方要求补偿。补偿是从分割后的财产中支付，分割的财产不足支付的，从其个人财产中补足。这一制度的确立，体现了对当事人在婚姻家庭中所作贡献的客观评价。婚姻家庭生活，要求配偶双方在感情、时间、精力、经济等方面持续不断地投入。但就多数婚姻而言，夫妻对婚姻家庭的贡献与从中获得的利益是不平衡的。实际生活中，承担了较多家庭事务的一方，往往其职业发展和其他方面的发展受到了较大的牵制，而配偶他方，则基于对方的奉献和牺牲，从婚姻家庭中获得了很大的利益。

　　补偿权的建立是男女平等原则的体现，但在实践中付出较多义务方并不能得到补偿。它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不足的方面；一是补偿制度只适用于实行夫妻约定财产制双方离婚时的情形，凡是实行法定婚后所得共同制的夫妻无论夫妻双方对婚姻家庭贡献差别多大，均不适用补偿制度。由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对婚姻普遍持有“同居共财”的观念，绝大多数家庭实行的是婚后所得共同制，在广大的农村尤其如此，这就意味着，在许许多多离异的家庭里由于没有实行约定财产制，付出义务较多的一方请求补偿根本无从谈起。二是如何判断一方付出较多义务，当事人难以说清楚。三是请求补偿的金额、方式、期限没有作任何规定，原则性太强将导致法官引用此款时不当侵害另一方的财产利益。

　　鉴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完善“补偿权”：一、扩大补偿权的适用范围，取消现行法上要求夫妻双方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的限制规定，无论夫妻婚后实行何种财产制；只要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对家庭事务，即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尽较多义务，离婚时都有权请求给予经济补偿。二、法院应依职权取证，一般来说，被请求人的社会地位或经济地位明显优于请求人，请求人在承担证明付出义务较多时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难。因此在请求一方能力有限或其他一些原因，法院有时也应根据请求方提供的线索，适用第65条的规定依职权调取证据，法院适当行使调查权有利于弄清事实，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关于过错损害赔偿

　　修改后的第46条规定：“因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遗弃虐待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赔偿。”这一规定，实质上表明我国婚姻法确立起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离婚过错赔偿制度源于夫妻一方对他方配偶权的侵害而产生的权利救济，由于我国在婚姻法中没有将配偶权相关内容进行完整地表述，仅在法规中零星地提及了夫妻忠实义务、住所决定权、相互抚助权、共同生育权等配偶权的有关内容，作为对“夫妻互负忠实义务”这一宣言性条款的补充，离婚过错赔偿制度被写入了新婚姻法。过错损害赔偿制度，使有过错一方受到经济上的制裁，使无过错方得到物质赔偿和精神抚慰，有利于维护无过错方的权益，对他人也起到了警示和预防作用，使行为人预见自己的过错行为将产生不利的后果，从而维护婚姻家庭的稳定。

　　但是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却不尽人意，还存在着一些不易解决的问题：一是无过错方举证难；二是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的过错范围太窄；三是只规定了只有无过错方才有权利提出损害赔偿。在婚姻生活中过错的有无都是相对而言的，如果夫妻一方有规定的过错情形，另一方也有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行为，如卖淫或嫖娼，却可以提出请求过错赔偿，这样就很不公平了，配偶他方也会不服。如果一项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建立在实施过程中不能达到其所要求的公平和正义，就必须修正和改进。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在实践中不能充分实现其填补损害、抚慰受害方和制裁过错方的作用，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加以改善：

　　、离婚损害赔偿的举证

　　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中，单纯地适用过错原则，要求提出损害请求者承担举证，在婚姻家庭领域存在相当的难度。过错采用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过错推定原则中，采取的是举证的倒置，要求承担的人只有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或存在法律抗辩事由时才能免责。而此时的权利主张者不需要针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承担举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二条规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权利主张者怎样才能证明这种关系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呢提供证人证言，老百姓往往受到“清官难断家务事”等传统习俗的制约而不愿作证。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强制证人作证，更没有规定证人不作证的法律。若能适时地用过错推定，实行举证倒置，类似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过错推定是从保护受害人利益考虑的，主要目的是对受害人提供救济。因此笔者认为作为过错原则的特殊形态，过错推定原则应引入到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损害赔偿制度中。在法理上体现法律倾向保护弱者的精神，由受害方主要举证自己受到了什么实际损害，另一方适用倒置举证，才能更显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赋予无过错方特别请求权

　　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经验，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离婚诉讼提起之后，赋予无过错方特别请求权以保护其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赋予夫妻一方在另一方严重违反应尽义务危及到家庭利益时，请求法院采取紧急措施的权利。该措施包括法院可以禁止一方配偶在未经另一方配偶同意的情况下处分其个人财产或夫妻共同财产。受此禁令的约束，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受禁止的一方不但不能处分该财产，还负有看管该财产的。倘若过错方私自处分了财产，而第三人在明知该禁令的情况下，仍收受该财产，则第三人就成为恶意第三人。针对此情形，法律再赋予无过错配偶以撤销权。无过错配偶在一定期限内可以请求法院撤销该转让行为。同样，法律可以规定在离婚诉讼提起后，为保护无过错方的权利，法院可以应无过错方的请求采取紧急措施，如批准分别居住、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等。以此来制裁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离婚诉讼期间损害无过错方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行为。